“富棉人”的青春 演绎“富棉”的老故事

风掀起老相册的扉页，一张1967年的黑白照片上，年轻的工人们穿着老式的工装，戴着工作帽，围着白色的围裙，围裙上印着两个大字——“富棉”。

富阳棉织厂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初，从“梅记家庭手工棉织社”“公私合营富阳棉织厂”到“富阳棉织厂”，再到退出历史舞台，它不仅是时代变迁的缩影，更是很多富阳人青春的记忆。

时间来到2025年，织布机的响声仿佛还在耳畔回荡，只是当年踩动踏板的工人们，如今都有了岁月的痕迹。在这个初夏，这群曾经并肩战斗的工友们又聚在了一起，那些关于铁木机器的轰鸣、关于棉织布的温热、关于车间里互相递过的搪瓷缸，又重新浮现在了心头。

跨越30多年的相聚

近日，170余名“富阳棉织厂”的老员工，相约春江饭店，一起回忆青春岁月。

“国强，好久不见！”人群中一声轻呼，孙国强刚转过拐角，就被陆续到达的老同事们握住了手。“怎么头发都白成这样了。”30多年没见，大家都变了模样，但只要一开口，那份熟悉感瞬间拉近了彼此距离。大家互相拍照，想要留下这一刻难得的重逢。

不知是谁摸着桌布上细密的织纹忽然开口：“这纹路像极了咱们改的织机出的布。”话音未落，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起青春往事，说到尽兴时，不少人流下眼泪。这眼泪背后，不仅是“好久不见”的激动，更是对那段共同奋斗时光的怀念。

孙国强是这次聚会的发起人。他从1973年进入富阳棉织厂，一直到1985年离开，进入当时的富阳物资局。1996年，孙国强下海经商，在上海做进出口贸易。

“我在棉织厂几乎干过所有工种，木工、打包工、检验车间、织布车间、机修工、保养工，最后到了供应科。”孙国强告诉记者，供应科的工作便是到全国各地跑，找物资。“因为我在什么车间都待过一阵子，所以在厂里认识的工友也多一些。”孙国强和一些要好的同事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前阵子想到大家很久没有见面了，便萌发了组织“棉织厂工友会”的念头。“从准备到今天，前后不过十来天，大家都非常积极。”

“倪厂长来了！”众人口中的“倪厂长”是倪如琦，他的继母金梅芳便是“梅记家庭手工棉织社”中“梅记”的由来。后来，倪如琦也进入富阳棉织厂工作，一直到1990年后，被调往杭州工作。可以说，他见证了富阳棉织厂发展的整个过程。

从1951年到1990年的那些事

倪如琦出生于1944年，今年82岁，虽然头发花白，但是思路依然非常清晰。他开始缓缓讲述，自己和富阳棉织厂的故事。

倪如琦刚满周岁没多久，亲生母亲便去世了，后来父亲娶了金梅芳。早年间，他的父亲是个卖货郎，四处奔走有了一些积蓄后，1951年，和金梅芳一起在恩波桥东堍开了一家布店。“富阳自古以来便以造纸闻名，在造纸过程中，有一个步骤叫‘洗料’，而洗料需要用袋子，我父亲就生产这个袋子所需的布料。”倪如琦说，当时萧山一带产布的比较多，父亲专门找来了萧山的师傅，打了木头架子造的机器。

这就是最初的“梅记家庭手工业棉织社”，主要生产料袋布、茶袋布、浆布等，年产值1.42万元。1953年初，富阳胡昭铺私营原声布店并入，脚踏手拉木织机从2台增加到10台。1955年10月，县政府投资1500元，对该棉织社进行扶持，发展生产，并改名为私营梅记棉织厂。1956年3月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，更名为“公私合营富阳棉织厂”，主要生产土纸料袋布，同时厂址迁至城西丁婆弄口。

1956年下半年起，国家棉纱供应紧缺，要求凡用棉纱的小型棉织厂、手套毛巾厂等一律撤销。由于富阳棉织厂生产的土纸料袋布，为富阳土纸生产服务，予以保留。当时，倪如琦的父亲还在厂里担任采购员一职，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用什么代替原材料成了难题。经过多次研究，碾碎棉秆皮、碎布角料，取出里面的纤维代替原料也可以织出土帆布。

由于不用布票，土帆布产品在当时大受欢迎，十分畅销，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：传统的手拉木织机生产力不足。为了提高机器动力，工人们在梁上用铁制零件替换了原有的木头零件，实现了从木头机器到铁木机器的转变，也是迈向机械化的一大步。据记载，从1956年至1957年，棉织厂自制铁木织机46台，基本达到同行业设备水平。

1958年，倪如琦刚满15岁，便进入富阳粮食加工厂做工。次年，又被调往富阳棉织厂，学习修理机器。后来，机器也从铁木机升级为现代化织机。“我还记得，第一台织机是向杭州要来的，我们义务去给他们干活才要来一台，还是大家接力，才将那台机器运回富阳。”

倪如琦自小就对机械非常感兴趣，从初中开始，买来相关书籍阅读。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机器改造。“我记得当时去了绍兴，参观他们造出来的新机器。”倪如琦回忆道，他只能用眼睛、用脑子拼命记住那个机器的样子，回来根据记忆画出草图，将机器复原出来。“当年物资紧缺，只能用手头仅限的一些东西进行改造。”1965年，倪如琦和同事们成功将机器改造成1511织机，用这台机器，可以生产出大众需要的更宽的布。

1976年，富阳棉织厂职工人数达到242人，年工业总产值125万元。1980年，在富阳三山蒋家村迁建新厂房：杭州春江棉纺织厂。1986年起，倪如琦担任厂长一职，而富阳棉织厂也开始出口创汇生产，为上海抽纱公司生产出口茶巾，销往加拿大、美国等，当年出口茶巾13万打，创汇80万美元。

那一年，为适应生产发展和出口需求，富阳棉织厂再次迁往当时的城北虎山村，增加75织机100台，并配套络简、整经、浆纱等设备。同年11月，富阳棉织厂与中国开拓投资有限公司（现改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）、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协议，企业定名为工贸合营富阳棉织厂。“到了这个阶段，整个生产流程都变得正规起来，主要生产的是皱纹布，和之前相比还增加了漂染车间。”

倪如琦于1990年离开富阳棉织厂。那时由于外部大气候的影响和内部经营管理原因，企业亏损严重，在濒临破产的边缘挣扎。他所了解的富阳棉织厂的故事就到这为止了。

富阳棉织厂的故事是每一个“富棉人”的记忆

富阳棉织厂的记忆，不止这一个故事，更是工友们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。

“我们富棉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吃得起苦。”王月凤是第二代“富棉人”，1965年进厂工作。“那时我17岁，同一批进厂的5个学徒工，都是女孩子。”王月凤说，织布也是个力气活，一边要脚踩，一边要手拉。他们一天工作12小时，还常常要加班，一个月工资15元。“我们棉织厂出去的人都有一个特点，嗓门大。”王月凤开玩笑道，由于车间内的噪音比较大，互相之间说话都得扯着嗓子，长久下来，大家都会有些“职业病”。

而在丁贤玲心中，富阳棉织厂不仅承载着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岁，更是一个让她得到锻炼、见到市面的平台。

1980年，丁贤玲刚满23岁，从场口粮食加工厂调往富阳棉织厂。对于织布这件事，她完全是“外行”，一切要从头学起。最基础的是织布，大概学了一个月，她就可以独立操作。一年后，由于业务能力出色，她被调往小样车间，负责打样。

“最开始学习基础织法，比如一上一下是平纹、二上一下是斜纹等等。”丁贤玲说，“然后就要分析别人的产品，研究、模仿他们的织法。”到了后期，就要自己设计花样。那个时候，每年都有两次订货会，设计的样品需要拿到订货会上“接受考验”。

当年的订货会就像现在的展销会，每次大概有七八十家单位一起参加。丁贤玲说，每家厂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墙，她们会把自家的小样挂出来。纺织批发公司、百货公司的工作人员过来挑选，选中的会打钩、记下编号，然后再由杭州纺织品公司统一下订单。丁贤玲记得，她第一次参加订货会时，其中一款小样就拿到了4.7万米的订单，这是当时厂里接到过最大的一笔订单。

由于岗位的特殊性，丁贤玲有了很多出差的机会。“北京、太原、山西、宁波、广州、深圳……我都去过。”最令丁贤玲印象深刻的，是深圳18元一碗的蛋炒饭，“当时我们的工资不过40元一个月”。

那时丁贤玲20多岁，便要一个人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，前往不同的城市。“车厢里很拥挤，不少人都是站着的，实在累了就直接躺地上。”丁贤玲感慨，这些走南闯北的经历也在无形中塑造了她大胆的性格。

在棉织厂，丁贤玲的另一个收获，便是通过“婆婆”介绍，收获了幸福的婚姻。“我的婆婆骆兰英是个很好的人。”丁贤玲说，有一年她被拖拉机撞了，当时还不是她婆婆的骆兰英便常常来家里探望。“我婆婆是捻线车间主任，不仅热心肠，还能干、肯干。无论是亲戚朋友，还是同事邻居，只要认识‘骆兰英’的人，都会记得她的好。”2021年，骆兰英离世，享年88岁。其实，有很多“富棉人”都已经离世，但那些记忆一直被铭记。

当工厂改制，曾经朝夕相处的工友四散，如同散落的棉絮，各自奔向天南海北。有人下海经商，有人转投其他行业，有人回归家庭，但情谊从未淡去，此次时隔30年的相聚，他们重拾昔日，此间时光仿佛是转瞬一过。

就像孙国强说的：“今天聚在这儿，不是为了怀念过去有多苦，而是想告诉彼此——那些一起扛过的日子，早就成了咱们血脉里的经纬。往后只要想起恩波桥边的老厂房，想起车间里互相搭把手的热乎劲儿，这心里头，就还是暖的。”

富棉厂的故事早已织进城市的记忆，而属于“富棉人”的经纬，正以情谊为线，在时光的布匹上，继续编织着永不褪色的篇章。